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企業(yè)家的標志性人物，柳傳志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總是備受關注。

近日，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柳傳志意味深長地說：“重要的是把方向弄對，方向錯了，再努力也沒有用。 ”

■從“世界企業(yè)家”到“永遠的船長”

●不能說他們評我是 “世界企業(yè)家”，我就真成 “世界企業(yè)家”了。

●就算聯想集團以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難，也不需要我去掌握方向盤，畢竟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了，我相信我的戰(zhàn)友們有能力處理好。

解放周末： 2010年11月，您在法國里昂獲得了 “世界企業(yè)家獎”。此前這個獎曾頒給過有 “經營之父”之稱的日本京瓷株式會社創(chuàng)始人稻盛和夫。法國經濟部部長在給您頒獎時說，您帶領的聯想 “不僅征服了中國，而且征服了世界”。但獲此殊榮，據當時的報道記載，您 “在臺下只是笑笑”。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柳傳志：這個獎是法國里昂一個工商管理學院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評定的，有一定的國際性，像你們剛說到的之前還有稻盛和夫獲獎。但盡管這樣，也不能說他們評我是 “世界企業(yè)家”，我就真成 “世界企業(yè)家”了。我覺得自己還差得老遠，只能說明他們很關注我們中國這個成長中、前進中的國家，所以很關注我們的企業(yè)。

這個 “世界企業(yè)家”的稱號就跟總有人說我是 “中國IT教父”差不多，我自己確實不敢這么想，這么說。我要是真想自己成為什么的話，動作會變形的。

解放周末：一年之后，我們知道，您又領了一個很特別的獎。那是2011年11月2日，您卸任聯想董事局主席，新上任的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代表全體員工送給您一份禮物——“勝利號”戰(zhàn)艦，稱您是“永遠的船長”。這兩個 “獎”、兩幕場景相比起來，哪一個讓您感到更有意義?

柳傳志：非常明顯是 “永遠的船長”，它對我的紀念意義很重。畢竟創(chuàng)業(yè)20多年了，這次退下來，多少有點像嫁女兒的感覺。不過好像和一般嫁女兒還不一樣，因為有人問過我，嫁女兒哭了嗎?我就很納悶，哭什么呢，不是好事嘛，但肯定也是心潮澎湃的。

解放周末：一個是 “笑笑”，一個卻是心潮澎湃，兩者的不同說明了什么?

柳傳志：接過 “勝利號”時，心里確實是比較激動的。因為我的繼任者、我的同事能夠真心承認我們創(chuàng)業(yè)者對聯想的功勞，這讓我很感動。還有一點，前面那個獎畢竟是外面人頒給我的，這個是我的同事、我的親密戰(zhàn)友，他代表聯想員工表示真心承認、真心感謝，情感上是不一樣的。

解放周末：為什么他們稱您為 “永遠的船長”?這是一個榮譽稱號，還是要您繼續(xù)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船長，希望您能永遠為聯想把舵? “后柳傳志時代”的聯想，還需要您繼續(xù)把握方向盤嗎?

柳傳志：那是一種尊重、客氣的說法，是他們發(fā)自內心說，當我們發(fā)生任何問題的時候，您發(fā)話，我們聽您的。但其實我以后也不會再管了。(笑)這話就像 “我想死你了”，不可能真的 “想死”吧。

就算聯想集團以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難，也不需要我去掌握方向盤，畢竟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了，我相信我的戰(zhàn)友們有能力處理好。

解放周末：您說過，聯想是您的生命。作為聯想的生命共同體，您從生命的感受來看，聯想目前乃至今后最需要把握的方向是什么?

柳傳志：我希望聯想把握方向盤的人，他的核心價值觀能與我一致。聯想根本的核心價值觀有這么幾點：首先要把企業(y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但必須要以企業(yè)發(fā)展為前提。還有像 “求實進取”、“以人為本”等，這些也很重要，因為它們關系到我們?yōu)槭裁崔k這個企業(yè)。能夠堅守這種價值觀的人，我把命交給他，是放心的。

■方向要是沒弄對，光努力是不行的

●環(huán)境變化了，新的趨勢在涌動，你要是還執(zhí)迷不悟，肯定是行不通的。

●不能陷在過程當中，而要跳出來。

解放周末：聯想的大船要永遠成為 “勝利號”，最重要的方向在哪里?

柳傳志：聯想控股的愿景是以產業(yè)報國為己任，關鍵詞一個是 “產業(yè)”，一個是 “報國”。最近，我不是特別愿意提報國的事，因為現在有一些人總混在愛國者里面，主張對一切排外，對外國張嘴就罵，這不是真正的報國。就像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zhèn)鬟f的時候，聯想火炬手金晶在法國遭到別人突襲，國內就有人主張抵制法國企業(yè)家樂福。金晶出來說了一些比較理智的話，還有人罵金晶，說她是漢奸。我經歷過 “文化大革命”，經歷過那種運動，有的人愛國的口號喊得最響亮，但到祖國真正需要他時，他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說翻臉就翻臉?，F在社會上就有一些這樣的人，說話不負責任。我擔心會被那種人糾纏。

我不愿多說，但從內心來講，我這個年齡的人，我的經歷讓我始終把報國當作一種情懷，總希望中國強大起來。所以我內心還是有產業(yè)情結、報國情懷的。

解放周末：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企業(yè)家，為什么您總是強調方向是最重要的?您認為應該怎樣把握中國企業(yè)的發(fā)展方向?

柳傳志：當一個企業(yè)已經到了有能力制定戰(zhàn)略的時候，你就會發(fā)現，戰(zhàn)略方向制定的正確與否，對后面的影響極其重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做膠卷的柯達公司。數碼相機一普及，柯達就破產了。其實，柯達很早以前就研究過數碼相機，但它自己把這塊業(yè)務放棄了，就只做膠卷，也不管外面環(huán)境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最后怎么樣?做死了。

我們自己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聯想最早的時候是做漢字系統(tǒng)的，叫聯想漢卡，如果當時我們就認定這一條路，低頭拉車不去抬頭看路，想方設法讓漢卡體積更小、成本更低、做得更好，最后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局呢?由于電腦本身的發(fā)展，它的CPU運轉速度不斷提高、存儲器的成本越來越低，發(fā)展到后來就足以把漢字系統(tǒng)做進去了，那時候我們要是還在做漢卡，就是死路一條。幸好，我們在做漢卡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電腦未來很有發(fā)展，所以就開始賣電腦。在賣電腦的過程中，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就去做電腦。

所以，環(huán)境變化了，新的趨勢在涌動，你要是還執(zhí)迷不悟，肯定是行不通的。方向要是沒弄對，光努力是不行的。你得想清楚了再干，想好了再說。沒把前面的東西想好，投錢下去就是打水漂。

解放周末：方向感非常重要，但把握方向并不容易。

柳傳志：要看清方向，就要登高望遠。第一你要站得高，站在高處看風景;還要看得遠，遠一些才能看到發(fā)展的態(tài)勢，才能從中捕捉到趨勢的變化。就像1978年，我在 《人民日報》上看到一條寫怎么養(yǎng)牛的新聞，當時非常激動。我想，報紙怎么登這個事，不是一直講階級斗爭嗎?那時候就意識到以后真的會有變化了。這就是趨勢。

再舉一個跟企業(yè)無關的例子。我有個同學，他的女兒剛上小學就被體校看中去練游泳了，那個年代被體校看中很不容易，是種榮譽。每年孩子都要經歷一次選拔，每一次成功入選后，我的同學都要向大伙炫耀一次，大伙都替他高興。這樣一直到了四年級，他就說了，如果這次還被選中的話，就要每天補貼一個雞蛋了，還會補點糧票，那時候物質很匱乏，我們都很羨慕。后來這個小姑娘進入了北京游泳隊，但她成績上不去，當教練的能力也沒有，最后就被淘汰了，一事無成。按理說，她的父母都是工程技術人員，受教育程度很高，她在其他方面的資質也應該不錯，但最后怎么是這個結果呢?就是他的父母被這個選拔的過程給牽著跑了，一次次通過選拔、拿到補貼的雞蛋、沉醉在大伙的夸獎聲中，就糊里糊涂把這條路當成唯一的路了。

解放周末：這是把 “術”當成了 “道”，沒有把握住趨勢的變化。

柳傳志：是啊。如果我那個同學一開始就想清楚，女兒長大了要嫁個好人家，婚姻要美滿;工作要適合她的性情，工資不要太少;精神生活要豐富，要有業(yè)余愛好，等等，然后把不符合這些的東西都幫她去掉，他們就不會稀里糊涂地沉迷在一次次選拔的成功中，而迷失了對于孩子來說最重要的成長方向。

辦企業(yè)也是一樣，有時我們也會被過程所牽制。比如1993年、 1994年的時候，全國房地產熱，北京中關村的很多家企業(yè)都加入了房地產行業(yè)。我們也召開過兩次會，一次是煙臺開發(fā)區(qū)、一次是福州方面，都要和我們聯合起來投資地產。但會后我把這件事冷靜思考了一下。我們到底圖什么?想要干什么?難道我們把地買了，就把電腦做出來了?就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了嗎?還是增加了我們的風險?想明白了，我就決定，咱們還是專心致志做我們自己的事吧。

解放周末：就像波音公司總裁曾說過的，“做我們做得最好的”。專注地堅守愿景，堅持方向，才能抵制住誘惑。

柳傳志：不能陷在過程當中，而要跳出來。比如看油畫的時候，退到遠一些的距離，才能看明白。離得很近，黑和白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退得遠點，就能明白黑是為了襯托白，才能知道整幅畫的意思，目的性就會很清楚。打這個比喻是為了時時提醒自己要明白方向，不至于做著做著就糊涂了。

■如果方向沒錯，就要不停地 “撥”

●誰做事，都不可能完全按你想的那樣做。

●不變化，就會倒下。變，是永遠的不變。

解放周末：方向對了，執(zhí)行也很重要。

柳傳志：對。長遠來說，方向比執(zhí)行重要，但在中短期戰(zhàn)略目標中，執(zhí)行就可能比方向還要重要。執(zhí)行有些像撥電話號碼。撥不通電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線路忙，另一種就是號碼不對。如果認準電話號碼是對的，就要不停地撥。要是遇到后一種，就要校對號碼，否則永遠撥不通。

解放周末：聯想的發(fā)展過程，是不是也經歷了很多次不停地 “撥”?

柳傳志:比如說走國際化道路的問題，實際上在這一過程中遇到過各種各樣的挫折，克服這一個個挫折，靠的就是不停地 “撥”。 2009年，聯想集團虧損很多，那時候從國際退回來是一種做法，因為企業(yè)內部的文化出現了問題，有人就提出不如干脆退回來，堅守我們中國的陣地。還有一種做法，就是任由它去,任它發(fā)生巨大的矛盾、文化的沖突，到了最后做不成功,讓它自生自滅，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當時我們堅持認為國際化道路是一定要走的，既然這個方向是對的，那就要不停地 “撥”。但撥之前，也要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問題都研究一遍，所以我就開始思考，我復出以后怎么辦。如果不思考，光憑一股蠻力,方向就真的會產生大問題。其實那次危機從本質上來說是東西方文化沖突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但如果我不上手，那就等于不 “撥”了，聽其自然了。我回去，是增加了 “撥”的力量。

解放周末：但撥號之前，還是要把號碼再審視一遍。

柳傳志：校對號碼這個步驟很重要。 2001年，朱力南領導風險投資的時候，連續(xù)三個投資全是失敗的。那時候他們給一家企業(yè)投資了800多萬美元，失敗后，大家都很心疼。朱力南說了，這些錢都是我們賣電腦那塊業(yè)務一分錢一分錢賺來的。帶著這個沉重的想法，手哆嗦，之后就不敢投了。所以我就提出 “復盤”，把我們投資的方法、失敗的原因重新一一進行研究。我?guī)е麄兎磸?“復盤”，后來明晰了方向，接著再做，就做得比較好了。

誰做事，都不可能完全按你想的那樣做。中間要不停地調整，反復地驗證。有些小說里寫的人物，都像諸葛亮似的，料事如神，事事都想到了，果然如何如何。從我工作的這些年經歷來說，除了很簡單、很小的事你完全能預料到，其他很少有這樣的，中間都會發(fā)生變化，要不停地調整。

解放周末：變化是客觀的存在。

柳傳志：做企業(yè)，有幾個肯定要變的因素：競爭對手不是死的，它肯定會變;行業(yè)方向會發(fā)生變化，比如移動互聯網出現后電腦的形式會變化，“蘋果”產品出來后對相關企業(yè)也有影響;世界經濟、政治環(huán)境也在發(fā)生變化。如果你認死了按原來的方向做，就只能做死了。

解放周末：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所說的，在大趨勢的浪潮面前，要么變化，要么倒下。

柳傳志：不變化，就會倒下。變，是永遠的不變。所謂的方向，比如我們確定的最大方向就是產業(yè)報國，但在產業(yè)選擇的時候要反復研究，要選準，中間可能有些變化，但我死圍著產業(yè)做，就是方向不變。但如果當真是行業(yè)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原來做膠卷的，后來數碼相機出現了，但我調個方向，再去做別的行業(yè)，還是產業(yè)報國，大方向還是沒變。但要是行業(yè)選錯了，就是重大失敗了。

還有一種情況更糟糕，就是左搖右擺。其實即使有時候稍微偏離了一點既定目標，但要是你使勁走，堅持下去，也還是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怕來回折騰。

■懸崖邊的“拯救”與“聯想文化”的托舉

●聯想曾遇到過那種千鈞一發(fā)的時刻，我堅持著，是因為使命在我身上呆著。

●說話不算數，那算個什么企業(yè)啊?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對內不負責，對外不擔當，那就亂套了。

解放周末： 2009年2月，聯想集團季度巨虧9700萬美元，您重回聯想集團出任董事長。 9個月后，聯想集團季度稅前盈利3000萬美元。您是怎樣拯救聯想的?

柳傳志：關于2009年的復出，請不要用 “拯救”這個詞，這個詞太突出個人的力量，其實是我和原有團隊一起努力的結果。

我重新 “出山”以后，主要解決的是與外國人的文化磨合問題。文化的磨合就是來自于不同國度、企業(yè)的人怎么在一起工作，從董事會、最高管理層到中層、基層都有個配合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文化磨合的過程。

我那次回去最主要是幫助楊元慶建立中西合璧的國際化班子。班子里的人必須信任楊元慶，人家憑什么信任你?職業(yè)經理人最開始都是看在錢的面子上，然后才會產生信任。人家那時就會想，中國人辦的企業(yè)要垮了，憑什么讓我繼續(xù)留在這?楊元慶提出要有特殊的做法，而這些做法只有我能要求董事會來執(zhí)行。因此還是從文化磨合上，把班子建立好，讓大家都認可他。建好班子，班子以身作則，這實際上就是一個突破口。

解放周末：對于那次復出，您也提到過是基于您“做人的態(tài)度”。

柳傳志：那次我復出的時候,外面有很多說法,我家里人也是堅決反對的。因為當時聯想控股已經制定了既定的戰(zhàn)略，我再回到聯想集團去工作，對我來說很重大的一個問題是，要牽扯我很多精力，我的身體是不是能吃得消，血壓會不會又上去，睡眠能不能保證，這些都要考慮。但我還是回去了。

解放周末：是責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柳傳志：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聯想集團有過幾個非常困難的時刻，對我的身體也有重大影響。我從未想過放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那時候已經有千八百人跟著我，我要是一放松，企業(yè)立馬就完了。聯想曾遇到過那種千鈞一發(fā)的時刻，我堅持著，是因為使命在我身上呆著。這可能與從小受到的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有關，我父親一直教導我說，男子漢就要有擔當。

解放周末： “擔當”是您的價值觀，在管理企業(yè)的時候您是不是也在有意識地建構這樣的價值觀?

柳傳志：可以這么說。每天要我參加的會很多，有的可以推托，但只要與企業(yè)文化有關的會議，我都會參加。在我回到聯想集團的時候，業(yè)務的開展上，楊元慶他們已經有了一套很成熟的打法，這一點我非常了解，在國內已經研究得很透徹了，當年就是對這套打法在國外行不行，還不是很清楚?，F在知道了，就是行。但當時企業(yè)軍心不穩(wěn)，士氣不高，外國的很多高層員工都懷疑，中國人管理企業(yè)能行嗎?我到歐洲去，看到很多歐洲員工都是這樣的工作態(tài)度，只要你不炒我，我就拿這份工資，你炒我，我就走人。

解放周末：沒有歸屬感。

柳傳志：根本沒有。要把企業(yè)辦好，我們堅信應該有一個核心價值觀。當時楊元慶他們研究出來這么兩條，一個是“說到做到”，一個是“盡心盡力”。因為很多人那時候說話都不算數，說話不算數，那算個什么企業(yè)啊?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對內不負責，對外不擔當，那就亂套了。而文化往往會被認為是軟的東西，不一定會很重視，但我要是重視了，大家就會真正重視起來。

解放周末：聯想的企業(yè)文化的要義是什么?

柳傳志：就是要把員工的個人追求融入到企業(yè)的長遠發(fā)展，企業(yè)在設計目標時，要想到員工的發(fā)展，要以人為本。

我們有位法國的高級員工，他就說，以人為本是很難實現的，因為不同國籍、不同目標的員工，怎么能是一致的呢?持這種懷疑態(tài)度的人不少。但我們把員工分成幾種類型，最基本的類型是在企業(yè)中工作，他圖的是安定、安穩(wěn)，只要生活能夠日益得到改善，就行了。還有一種員工，他老想著做大事，老想著進步。外國人就都很感慨，說中國員工想進步的就是比他們多，都想賺更多的錢，管更多的事。人家普通員工加薪10%，他要20%，他要求越級升遷，對這些人怎么辦?就要為他們設計適合他們的發(fā)展路徑。這些人里面，可能有的人經過了很多次工作調動，已經能夠獨當一面了，就要給他一個新的空間，給他一個新的舞臺，讓他有自己在做事業(yè)的感覺。針對這三種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做法。

解放周末：因材施教，按需導引。

柳傳志：是的。對第一種人，要求他做事要有責任心，比如你是個倉庫管理員，只要把倉庫管好，愛崗敬業(yè)，不出錯，就可以得到你該得的一份。對第二種人呢，光有責任心是不夠的，還要有進取心。這個進取心里就包含了很多東西，比如你要會創(chuàng)新，要學習管理，還要了解公司的戰(zhàn)略。第三種人，我們放心把企業(yè)交給他們，對他們的要求自然更高一些，責任心、進取心之外，還得有事業(yè)心。這個事業(yè)心必須解釋一下，就是把職業(yè)當成事業(yè)來做，因為這里頭包含了你的長期利益和名譽，你就把企業(yè)當成自己的生命了。

解放周末：您曾經說過，您一直希望把聯想辦成一家 “沒有家族的家族企業(yè)”。

柳傳志： “沒有家族”是指沒有血緣關系，而是通過機制、文化保障企業(yè)傳承下去; “家族企業(yè)”就是指公司最高層必須是有事業(yè)心的人，要把企業(yè)當成自己的命。

■不在意富豪榜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誠信、名譽遠比金錢更重要。

●你一定要非常明白自己的情況。特別是別人夸你的時候，要格外清醒。

解放周末：作為聯想的創(chuàng)始人，您個人的股權只有2%，在各種財富排行榜上總見不到您的名字。

柳傳志：為什么要這個“見到”呢?這個主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從個人來講，我把家人、朋友對我的信任看得比錢重。從企業(yè)來講，我總和我的同事們說，我們把企業(yè)的名譽看得比錢重。這是不是說錢不重要呢?那也不是。在你還需要面包的時候，錢是很重要的。但是，當你已經可以選好的面包吃了，當你可以隨意地打高爾夫球了，或者當你可以請好幾個保姆來換取時間創(chuàng)造更多財富了，這個時候，更多的錢可能就不再是你特別需求的了。

我有一次去打高爾夫球，隨便穿了套運動服，有人和我說：“哎喲，柳總您還特別扶植民族工業(yè)啊?”我一開始還沒聽懂，原來是說我穿了套國產品牌的衣服。其實我的衣服啊，我都是覺得舒服就穿上了，根本不在意牌子。也許有人很在意牌子，因為牌子可以說明身份、地位，但我打球的時候可能更在意的是球打得怎么樣。大家的追求不同，你也不能說人家的追求不對。在美國，不少排在富豪榜前面的人想的都是怎么把錢還給社會，比如建個博物館，或者捐給母校等等。我個人現在沒要那么多錢，錢到哪兒去了呢?更多地是把錢分給和我一塊兒干活的同事了，他們都有股權。

我總覺得，就算我有一套上億元的大房子，那么多房間我也可能沒法挨個兒去睡，從滿足生活需求來說，這和我住在只有一張床的房子里，也差不多，住大房子可能只是讓別人知道“我很有錢”。像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我手下有個小姑娘，剛大學畢業(yè)，就戴著一條很粗的金鏈子。那時候有一條金鏈子了不得。我問她：“你戴這玩意兒干什么啊?”她告訴我：“您不知道，我戴著這個，賣菜的人都高看我一眼!”(笑)我這才明白，原來這是一種身份的象征。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穿名牌，也是希望能在交際場上被人高看一眼?？墒悄阏f我現在穿什么還有什么關系啊?沒有人會為了我穿什么衣服而改變對我的看法，所以我不在乎這個。

解放周末：更在乎的是精神層面。

柳傳志：是的，誠信、名譽遠比金錢更重要。我更在乎的可能是楊元慶他們和我說“您是我們永遠的船長”、是同事們對我真心的尊重，那才會讓我感到很愉快。

錢可以換很多東西，比如可以換成奢侈品抬高自己的身份;也可以換成時間，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這是根據不同人的需求來決定的。假如在早期制定股份分配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權重分得很高，那時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就會使得其他人對我產生看法，也許無形中就會對聯想的發(fā)展產生影響。要是那時候我占的份額更大些，聯想集團這塊“餅”可能就做不到現在這么大了。

解放周末：有不少人上了富豪榜，但很快“倒下”了。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柳傳志：所謂 “倒下”，有幾種可能。一種是在致富的方式上，與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有所沖突。還有一種情況是，雖然企業(yè)一時的市值和股份達到了一定高度，但是沒有認真地制定長期戰(zhàn)略，或者企業(yè)的執(zhí)行能力不強。

解放周末：沒有可持續(xù)發(fā)展。

柳傳志：對，只能曇花一現。還有一種，這個行業(yè)正好是當時比較突出的，但是沒有為未來作足夠的投資。所以當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的時候，就難以適應。

咱們今天談這個問題，其實對我也有啟發(fā)。未來我們所從事的行業(yè)一定要有一些基礎性特別強的、一般不容易被人撼動的行業(yè)。在美國，時興的產業(yè)有互聯網服務，像facebook (“臉譜網”)這種，但這種產業(yè)往往容易更換領先者。而農業(yè)、食品這種很基礎的東西，實際上在我國，目前還很少有誰能夠真正擔當得起來。如果真正把這個做好了，你的地位就很難被撼動，所以還不如踏踏實實把這些做好。

解放周末：做大做強不是一句空話。

柳傳志：需要埋頭苦干。我曾經說過，不怕跟在別人后面吃土。 “吃土”就是賽跑的時候，跑在前面的人說：“你就在后面吃土吧!”在創(chuàng)業(yè)初期，咱們必須踏踏實實地做，可能需要吃幾年 “土”。當然我們心里希望領跑，最起碼不要老跑在別人后面。

解放周末：想起您說過的另一個比方：只有你真的把自己鍛煉成火雞那么大，小雞才肯承認你比他大。當你真像鴕鳥那么大時，小雞才會心服。

柳傳志： (笑，點頭)這段話也可以用來回應一些別人對我的吹捧。比如，有人夸獎我有多了不起的時候，我心里頭應該要明白： “我目前就是一只普通的雞，遠沒您說的那么大個兒!”但人們經常會自己以為大了。時常有一些跟我一同創(chuàng)業(yè)的同事說， “老柳，最近人家老夸我?！蔽衣犃艘院罂傆X得，人家不是在挖苦你吧?有時候會是這樣的，你一定要非常明白自己的情況。特別是別人夸你的時候，要格外清醒。

■當不成喬布斯，也要每天前進100里

●看準了方向，一步一步地走。

●概括起來說，就是國際化規(guī)則、國際化管理和國際化人才。

解放周末：去年，史蒂夫·喬布斯去世，但他所創(chuàng)造的 “蘋果”產品依然炙手可熱，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加入 “果粉”行列。在您看來， “蘋果”為什么會風靡全球?

柳傳志： “蘋果”的成功，說明了喬布斯是這樣一種天才：一般的科學技術都是根據市場的需求來設計產品，而喬布斯能夠搶在前頭去激發(fā)市場的需求。這里面有他個人才能的成分，因為很多人都想這樣干，可是做不到，最后淪為自說自話。但喬布斯就執(zhí)著地這么做了，而且還贏得了市場。這一點是很 “神”的。

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不具備喬布斯的特質。那么什么是我們的企業(yè)能做到的呢?就是每天行軍100里，安營扎寨，然后吃飽飯，看好目標，第二天再行軍100里，繼續(xù)前進。

解放周末：每天前進100里。

柳傳志：對，看準了方向，一步一步地走?？梢赃x一條比較安全的山路，一點一點地去逼近目標，后面的隊伍前仆后繼。也許這條路要走很長時間，第一代人走不完，把后面怎么走想好了，第二代人繼承理想，繼續(xù)往前走。還有一種方法是走險路，有可能3天之內就能一把登上去，但一個不留神就可能摔下來。這就需要走路的人有特殊的能力，或者說天分。聯想走的基本上是前一種路線，把班子建好了，步步為營。

我非常佩服那些可以走險路的人，因為我自己不具備這樣的天分。但是我下面的人如果有這種能力，我會很樂意為他們開放某一個方面軍，讓他們去闖。不過這種行為只能占整個聯想的一小部分， “賭”的比例過大了，我就不干了。早年間或許可以試試，因為那時候我還光著腳嘛!現在我身上負著這么大責任，有那么多人跟著我，我沒法冒這個險。這可能跟我的性格和經歷有關吧。

解放周末：中國企業(yè)要 “走出去”、成為真正的國際化企業(yè)，當前需要解決什么問題?

柳傳志： (思考片刻)有比較多的問題。首先要對自己的行業(yè)規(guī)律、規(guī)則有深刻的認識，你得知道這活兒怎么干，否則出去了你怎么打得過人家?第二，現在咱們的民營企業(yè)在管理上還是比較粗糙的，如果要收購別人，管理上還需要更加精細。李書福對沃爾沃的做法，我覺得是可取的，就是先 “物理性并購”，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讓我們有一個了解和學習的時間。這是中國企業(yè)家需要積極努力的一個方面。另外還有一點，要有對國際化人才的儲備，比如國際規(guī)則、并購、語言等方面的人才，都是中國企業(yè) “走出去”所亟需的。概括起來說，就是國際化規(guī)則、國際化管理和國際化人才。

解放周末：中國企業(yè) “走出去”的戰(zhàn)略提了很多年，但真正成功的似乎不多。

柳傳志：在外國，有的店開了300多年，還是一家夫妻老婆店式的小面館，它志不在發(fā)展。但是中國的企業(yè)家還是比較要求上進的，往往不滿足于現狀，要發(fā)展。發(fā)展的路徑一般是兩條：一是走多元化的道路，做著做著就什么都做了，這種模式在東方世界比較常見。還有一種是走著走著，就要 “走出去”了。但是出去以后，由于對業(yè)務研究得不透徹等原因，往往只能在東南亞一帶轉，沖出亞洲已有一定困難，真正要和歐美的成熟企業(yè)抗衡，可能困難更大。所以，要 “走出去”、擴大業(yè)務發(fā)展，這是一個企業(yè)的追求，是天性，但是出去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把問題想清楚了，這是頭等重要的。

解放周末：還是 “方向”的問題。

柳傳志：沒錯。

■生活可以簡單點，目光應該深遠些

●歷史書看得多了，你知道哪些人的話可信，哪些人的話聽不得。

●口述歷史的做法就是讓不同身份的人都來說，努力地讓我們這個民族不 “失憶”。

解放周末：聽說您在思考大方向的時候，也會常常迷失自己生活中的小方向。比如有傳聞說您上完廁所出來，總是往錯的方向走。

柳傳志： (笑)有這么回事兒。

解放周末：跟大方向比，這類生活中的小方向沒那么重要?

柳傳志：這也挺重要啊! (笑)那是因為走錯了有人能幫我糾正過來，要是沒人給我糾正，那走錯了可就糟了!對我來說，工作之余，我回家以后生活很愉快，這個挺重要;我跟家里兄弟姐妹相處都很和諧，這也挺重要。

解放周末：看起來您對生活的要求不復雜。

柳傳志：該簡單的就簡單點。前面我說過，我對穿的不大講究品牌，對吃的要求也不高。有些事，我也很想學，但是沒有這個能力。比如，很多人試圖在各種俱樂部的酒會上培訓我，教我怎么品紅酒，喝來喝去我還是不會喝。有時候正兒八經地拿著個酒杯晃了半天，說實話我是真喝不出來好壞，沒那個水平。

解放周末：您是做企業(yè)的，又不是品酒師。

柳傳志：我倒是希望會， (笑)但就是學不會。

解放周末：您說您喜歡讀歷史傳記，每每讀了好書，還喜歡把作者請來，一起就書中的觀點進行交流。

柳傳志：是的。比如，我讀過一本書叫 《兩代軍人的對話》，是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寫的。我就把作者請來了。因為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打的是主戰(zhàn)場，那么共產黨在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講這個問題的人必須具備幾個特點：第一，他得站到一定的高度，張愛萍當時是新四軍一個師的師長，他已經有說這個話的權力了。第二，這個人必須得坦誠，不能在書里文過飾非。第三，他還得有比較好的表達能力。好在這本書是他兒子寫的，夾敘夾議，帶有評論，我覺得寫得不錯。他的兒子得知我喜歡這本書也很高興，咱們就聊了一段。

解放周末：為什么喜歡看這一類的書?

柳傳志：讀史能夠給我一些啟發(fā)，有時候做企業(yè)也是這么回事兒。但更多的時候我也沒想那么多，可能僅僅因為一本書的文字好，愛看。

看多了，也自然會有一些歷史的借鑒。比如說，我很佩服譚嗣同，為了理想命都不要了，快被砍頭了，還說 “快哉快哉”。我真的沒譚嗣同那種勇氣，我最多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解放周末：了解更多的歷史，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更明白。

柳傳志：更明白自己的定位。還有一點，歷史書看得多了，你知道哪些人的話可信，哪些人的話聽不得。

解放周末：平時有時間看書嗎?

柳傳志：我現在的時間是這樣安排的：首先，是聯想的工作，包括常規(guī)的運作、長期的戰(zhàn)略等等，這是我心里覺得最重要的工作。其次，是聯想的品牌宣傳，就是把我們做的這些事說出來，擴大影響，使得我們自己更有勢能。但在前一項工作還沒做好的時候，我做后一項工作有時會心煩。第三，是跟聯想關系并不大的、純粹應人之約的活動，這個分量會控制得相對少一點。

除了這些以外，才是屬于我自己的時間。首先我要求保證一定的體育鍛煉，因為我的睡眠是個問題。體育鍛煉非做不可，我對自己的要求有時候嚴格到有點死板的程度。如果不打高爾夫球就練跑步機，但是在跑步機上跑比較枯燥，所以我還是更喜歡打球。而且我還喜歡“較真”，就是大家打個你高我低，然后記錄下來。我跟寧高寧、牛根生他們，都這么來來回回地打，這種方式讓我對打球更有興趣。我還和我太太一起打球，平常我們每天上午八點開場，打半場，兩個小時。跟她打不用計分，我既鍛煉了球技，同時又和太太聯絡感情，非常之好。

剩下的時間就用來閱讀。但是現在看東西會覺得累，有時候也聽聽MP3里的有聲讀物，聽點小說啊什么的，挺有意思。包括有些穿越小說也聽。

解放周末：穿越小說?您很時尚。

柳傳志：聽聽也有啟發(fā)嘛，了解了解現在年輕人的想法。

解放周末：有報道透露，您還資助了崔永元的口述歷史項目。這是出于怎樣的想法?

柳傳志：和看歷史傳記一樣，還是想以史為鑒吧。保持歷史的真實性非常重要，咱們現在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有時過于實用化了。既然把歷史當成鏡子，如果是個哈哈鏡，有什么用?所以，小崔作為一個民間人士，能夠花那么多時間來做這個事，是非常值得欽佩的。我一方面覺得這件事情很有意義，另一方面對他這種精神表示敬佩。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所以我還要進一步支持小崔的這項工作。

解放周末：說到未來，您曾經寫過一封留給100年后中國人看的信?

柳傳志：那是2007年應楊瀾之約，作為100個受邀者之一寫一封信給100年后的中國人。

解放周末：您在信中說了什么?

柳傳志：一是告訴他們現在的中國是什么樣子，現在的我覺得中國是什么樣子;二是關心一下關于未來的一些問題，比如，那時候中國是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強大，在世界上排第幾。這是我現在想不清楚的問題。

中國有這么多人，口述歷史的做法就是讓不同身份的人都來說，努力地讓我們這個民族不 “失憶”。在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當中，我總體來說應該算是有一定見識、經歷和一定 “噸位”的一個，那我就更應該如實地把我的感受說出來，讓后人知道。

我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有一次正值世界杯足球賽，那些在美國生活的蘇格蘭人、荷蘭人……立刻就聚集起來，為各自的祖國加油。

我覺得對于一個人來講，老祖宗還是很重要的。哪怕你今后是外國籍的，中華民族強大與否，同你在國外的地位也有太大的關系。

中國的未來會怎樣?我覺得，只要朝著改革開放的方向走下去，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那就是前途無量!